2005年7月，我國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了重大改革，開始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。之后，人民幣呈現持續小幅升值走勢，匯率彈性不斷增強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對美元累計升值幅度已經超過15%。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經濟而言是一把雙刃劍，有利和不利影響同生共長，但除了對就業市場的負面影響較大之外，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的影響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，相反，人民幣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具有積極意義。然而，這并不代表我們可以高枕無憂，在實踐中，當局需要科學把握匯率調整的方式、幅度和時機，盡量減輕匯改對出口和就業的沖擊，同時加強與其他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，更好地服務于宏觀調控的需要。
　　一、對宏觀調控影響總體偏積極，但不宜大幅升值
　　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，增強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，提高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，總體上說符合宏觀調控的方向和要求，增強了宏觀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。但匯率政策作為一種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，其作用的充分發揮還需要其他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，同時人民幣匯率亦不宜大幅升值。
　　1、匯率政策是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。匯率是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杠桿，通過與國內貨幣政策相配合，不僅可以調節國際收支，還可以調節經濟增長。發達國家的貨幣匯率表面上看是完全的市場調節，其實政府的干預有著重要作用，如日元貶值正是日本政府為刺激經濟復蘇采取的主動措施；美國也是如此，當美國經濟擴張時，政府就采取強勢美元政策，以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，而當經濟蕭條時，美國政府就采取弱勢美元政策，匯率的升降完全以經濟需要為轉移。合理調節匯率對經濟增長能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，讓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等于放棄了一種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，對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是不利的。
 　　2、升值增強了我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國際影響力。人民幣升值預期使得更多的國家或居民愿意持有人民幣資產，這使得人民幣具有了變相的舉債功能，即我們只要多支付人民幣，就能夠獲得自身發展所需的經濟資源，獲得對其他國家或地區財富的支配使用權。通過升值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，不僅有利于吸收海外資源，而且會緩解國內資源瓶頸。中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，不僅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，也使中國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。
　　3、對匯率的適度管制可以保證金融市場的安全。在目前外匯市場上，人民幣的交易量和交易幣種，都還是受控進行的，同時與其他幣種的交易價格范圍也是官方法定的，而不是隨市場供需自由浮動的。這樣做可以有效避免針對人民幣的外匯市場炒作，但不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。由于人民幣交易量和交易幣種的受控性，使得人民幣的市場價格浮動幅度相當小，這對于外匯市場上像量子基金那樣虎視眈眈的國際炒家來說，簡直無機可乘。由于人民幣相對于其他幣種不存在支付性難題，一般都只能作為外匯市場上炒家們用于攻擊非通用性貨幣的工具，而難以成為被攻擊的對象，因而增強了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。
　　4、浮動匯率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。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已經受到嚴重傷害，面臨的局面越來越被動。我國巨額“雙順差”造成人民幣的巨大升值壓力，而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，央行不得不干預外匯市場，買進美元、大量投放人民幣，同時在利率政策的運用上，要考慮中美利差因素，這都會影響到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。此外，由于經濟全球化及資本的可自由流動，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必須考慮外國政府、經濟主體可能的應對措施，如果外國政府采取報復措施或者對沖措施，政策效應就會被削弱甚至適得其反。
　　按照Mundell－Flemming模型，對于開放經濟體而言，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自由流動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，按照這一原則，在目前我國相對自由的資本流動前提下，人民幣升值使得我國為沖銷外匯而被動發行的基礎貨幣數量減少，可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，使得我國金融當局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、吸引利用外資及保證經濟增長等方面擁有更大的空間和回旋余地，使貨幣政策更好地服務于宏觀調控需要。
　　5、匯率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，還需要其它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。目前我國宏觀調控的任務是“雙防”，對匯率的調整也必須服從于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，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，符合當前的調控方向，但其作用的充分發揮，需要其他貨幣政策手段的協調配合，以形成調控合力，否則政策效應會相互抵消。本來提高利率是控制投資、物價最有效的手段，但中央銀行由于擔心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而不敢升息。利率的調整與否取決于國內經濟的需要，而不是考慮匯率是否穩定。我國利率的調整也應以國內宏觀調控的需要為轉移，而不應過多考慮對匯率的影響。
　　6、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對經濟影響較小，但不宜大幅升值。絕大多數反對人民幣升值的人士都拿日本做例子，認為日本經濟持續十多年的低迷就是日元升值造成的。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，其實造成日本經濟持續十多年低迷的真正元兇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場泡沫和房地產泡沫。東京日經平均指數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38915.87直線下挫，到2001年9月10日跌至10195.69點的最低記錄，10年間東京股市損失市值達300萬億日元以上。日本地價也從1992年以后持續下降，到2001年初商業用地價僅為1999年9月的18%，居住用地價比峰值時期下降了約70%，蒸發掉的資產總值約為800萬億日元以上，相當于2002年日本實際GDP的1.6倍。泡沫破滅導致企業負債惡性膨脹，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急劇增加，世界性技術進步加劇了過度設備投資造成的產能過剩，使日本經濟陷入嚴重的供給過剩。
　　但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經濟的危害也是致命的，并不足取。
　　(1)總體上說，本幣貶值更有利于經濟較快增長。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，雖然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功不可沒，但人民幣貶值的作用也絕不可小視。戰后美國的經濟擴張及上世紀90年代經濟持續高增長，美元貶值也是一個重要因素。因此，盡管從長期來看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，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，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（技術、品牌、質量等）之前，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。
　　(2)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威脅。截至2007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達15282億美元，外匯儲備也是存在機會成本的，將外匯儲備用來投資可能帶來的綜合收益就是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，此外，保持大量超額外匯儲備還要承受美元貶值可能造成的匯兌損失。
　　(3)不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。出于逐利的本能，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吸引大量境外熱錢的涌入，尤其是在大幅升值的預期下。熱錢規模大、流動快、趨利性強，將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，推高股市和房地產價格，造成泡沫的“膨脹”，為日后金融市場的動蕩埋下禍根。